《一带一路》主题美术作品展 | 黄烨儒 | 2026

两千余年前，张骞出使西域，驼铃摇曳中开辟陆上丝绸之路，此后陆海两道丝路蜿蜒延展，不仅成为东西方商贸互通的动脉，更化作文明对话、思想交融的纽带—— 葡萄、苜蓿沿丝路东来，丝绸、瓷器循古道西去，佛教艺术与中原笔墨碰撞出敦煌壁画的璀璨，西域乐舞与华夏雅乐交织成盛唐气象的恢弘。这条跨越山海的文明之路，早已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的基因，镌刻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以“根植历史、顺应时代、着眼未来” 的远见，为古老丝路注入全新活力。十二年，从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贯通的汽笛长鸣，到中欧班列中通道年通行量突破3000 列的钢铁洪流；从雅万高铁的“中国标准” 落地东南亚，到中老铁路架起“陆锁国” 的开放桥梁，“一带一路” 已从理念转化为实景，从蓝图变为现实，在全球范围内书写着互利共赢的时代篇章。

艺术是文明的镜像，更是民心相通的桥梁。2025 年，站在“一带一路” 倡议持续深化的新起点，北京创荣时代艺术中心携手各方，将这批凝聚心血的艺术精品再度呈展。

此次展览，既是对“一带一路” 十二余年建设成果的艺术礼赞，更是对“民心相通” 使命的接续践行。我们期待，通过这些饱含温度的作品，让观众在笔墨色彩间触摸丝路的历史厚度，感受时代的发展热度，更让世界透过艺术的窗口，读懂中国“共商共建共享” 的诚意，见证不同文明“互学互鉴互利” 的美好未来。

创荣时代：艺术是文明互鉴的鲜活载体，“一带一路” 倡议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精神，正借美术创作绽放光彩。本次展览的学术支持，以“挖掘丝路文化内核、推动艺术跨界研究” 为核心，为作品搭建专业且具思想性的框架。

从传统壁画传承到当代装置创新，从民族符号转译到跨文化主题诠释，通过研讨、评审与理论梳理，确保作品兼具地域特色与国际对话力。

这份支持是对创作理念的呼应，更是对丝路精神的学术诠释。期待以严谨视角，为观众打开读懂“一带一路” 艺术生态的窗口，让美术作品成为跨国界文化桥梁，在互鉴中共促发展。

黄烨儒，河南省洛阳市人，黄氏青铜器第十七代传人。高级工艺美术师、洛阳市“河洛工匠”、APEC–中国国务外事国宾礼青铜器鉴定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铜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河南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洛阳市青铜器研究院院长、洛阳市文化产业协会副理事长、仿古青铜器洛阳市“企业标准”起草制定者、仿古青铜器河南省“地方标准”起草制定者。

黄氏青铜器第十七代传人黄烨儒先生，研发承仿的商周青铜器，为中华青铜器高仿真之首。他以其独特的手工工艺，作坊铸造，皇室渊源高贵格调而风靡祖国大江南北。黄氏青铜器发轫于九朝古都洛阳北邙山，手工工艺传承十七代至今。黄氏青铜器有七大类490余个品种，其产品几乎裳括了中国自夏、商、周以来传世和出土青铜器的全部精美器物。针对人们对青铜器“只闻其名、不知其形”或“不知其名、更不知其形的现状，黄烨儒先生潜心研究，摸索了一套青铜器高仿真的制作技艺并已仿制出数百种国粹精品，真正使人们对青铜器“知其名、见其形“看的见、摸的着”惊叹不已，赞不绝口。其手工工艺独到，无与伦比的精湛造型，文化内涵厚重，创新思想奇异，作品堪称一绝。

黄氏青铜器不仅引领着目前中国青铜器的最高水平，而且是中国青铜文化制作技艺的杰出代表。江西省吉安市博物馆青铜器展馆50余件高仿商晚期青铜器，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青铜器展馆的高仿青铜器，国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高仿“毛公鼎”，均由黄烨儒大师亲手制作。

青铜艺术的狞丽之美

——河洛地区商周青铜礼器的纹饰赏析

黄烨儒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青铜器，而商周时代是青铜器发展  的鼎盛时期。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包括礼器、生产工具、 兵器、其中作为礼器的青铜器更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青铜器同时也  是一种精神作品。青铜礼器是礼制的体现，象征着使用者的地位。大部分青铜礼器表面都装饰有精美的纹饰，这些纹饰不仅折射出当时的艺术表现特点、技法水平，而且有着丰富的哀怜人文内涵。

洛阳处在‘天下之中’的位置，古代文献和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称洛阳为“中国”，所谓‘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指的就是这里。大量的文献和出土的文物证实，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艺术成就，青铜器就是其中的一个艺术门类。

青铜，是指在红铜中加入铅、锡等原料冶炼而成，的一种合金。因其色相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青铜 器，而商周时代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既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 代’。我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包括礼器，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等。其中作为礼器的青铜器更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青铜礼器在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着独特的角色。青铜器是以夏商周奴隶制社会的建立为发展起点，商末周初发展之高峰，春秋以后逐渐衰落，战国晚期青铜礼器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礼器是君王贵族举行祭奠、朝拜、宴食丧葬等礼仪活动时使用的器物，包括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等。鼎是青铜礼器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它的存亡象征着国家社稷的兴衰，古书中载’;有昏德，鼎迁于商，‘商伐纣，鼎迁于周。’对于一个奴 隶主来说，青铜礼器又象征着身份与地位，使用时有严格的制度不能逾越，如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六鼎五簋，士三鼎两簋，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此。

在尊崇神权的商周王朝，青铜礼器被君王贵族用于祭奠，被当作褚神灵的神器虔诚跪拜。贵族们希望借助神灵和祖神的威严，依靠斧的凶猛，开土扩疆维系天下，使得残酷野蛮的杀戮和祭祀成为一种庄严崇高的礼仪。而这种意识最终以物化形态凝结和积淀在珍贵青铜铸造和独特的青铜纹饰中，浓缩了大部分青铜礼器表面上的精美纹饰，这些纹饰不仅代表了当时的艺术发展水平，而且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从商周青铜器的研究来说，器形、纹饰和铭文构成了商周青铜器的三个要素，其中，纹饰的发展变化又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艺术性。商周青铜器除了具备统一的时代风格特征之外，不同的器类、不同作品有着不同的审美表现，有着雄伟，有着瑰丽，有着典雅，有着朴厚，其审美特色是造型、装饰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表现。而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造型的紧密结合是构成青铜器艺 术和精神情感内容的主要因素，充分体现出商周时期青铜艺术的个性特征和精神气质——狞丽之美。

在夏代中晚期，河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中，青铜器的筹造已经相当发达。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乳钉纹爵’十分珍贵，是迄今见到的最 早的青铜器实物之一。从造型上来说，它借鉴了陶器的造型，爵体下面有三只尖细的足，口向前伸出长流，向后伸出尖尾，长流尖尾形成了平衡而有变化的外轮廓，避免了视觉上的呆板之感。表面没有铸出装饰花纹，腹部一则有五枚横排乳钉，显示出早期青铜工艺的掘稚，反映了当时的审美倾向。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大多为素面，少量器物局部镂空或装饰牙齿，有一些器物简单装饰弦纹、连珠纹、网络纹及圆点纹。

饕餮纹，也称兽面纹，它不仅仅是一种动物的象征，还结合了其他猛兽的造型，是经过夸张和变形后的艺术形象，是河洛地区商周时期最为常见的青铜器纹饰。饕餮，是传说中的一种贪吃的恶兽，也比喻贪婪凶恶的人。古人采用饕餮的形象装饰是为了告诫人们贪吃必将害己，也暗含着人们惧怕猛兽却又无力与之抗衡，因而诅咒它们自食其果的情感。 在青铜器上，饕餮纹常常构成全部装饰的中心，衬托出狰狞、威严的气质，令人望而生畏。

饕餮纹作为商至西周的青铜礼器装饰中最主要的纹样，也与人面、鸟、龙、凤、夔、虎、羊、牛等纹样交替互渗，进而演化为多种造型。 器饰的造型多为兽面纹居中，鼻、口垂直的扉棱两边对称，以鼻梁为中线，左右对称地分布着角、眉、目、耳、嘴、爪，有的两侧还有伸展的身和卷尾。器物的口端、顶盖、边沿也多铸造有生动的造型，动物凌厉的角和爪、卷曲的翅和尾、圆瞪的目、尖锐的牙等又常常被有意地加以突出表现。这些冷峻的神态，更多给人以威严神秘的诡异之感。在众多造型中，饕餮的形象是最为恐怖的，它口中含有人头，食人未咽、巨口大张，这种造型不但多见，而且大多被刻在尊贵庄重的礼器上。

河洛地区出土的西周“兽面纹方鼎”,方体，折沿，立耳，柱形足， 腹部四面及足顶均饰突目兽面，云雷纹衬底，形体高大方正，铸作精工， 是西周时期方鼎中极为难得的佳作，充分展现出中国的传统审美理念和河洛人的文明和智慧。

夔龙纹常在饕餮纹两旁作纹饰，有时也作为主要纹样。它是多种动 物形象的综合体，与现代龙的形象非常相似，但造型简练，且独角独足，目圆嘴大张，常常以侧面形态示人，其动态多变，头部有的向上，有的回首，有的下望，龙尾上卷下绕，身姿有的平伏，有的躬身和回旋，在形式组织上有单体和联本的特点，变化丰富，造型神奇。在古代装饰图象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不少是以人面蛇身形象出现的，龙是以蛇为主要原型的动物形象，融合了马、牛、鹿、虎、象、驼、兔、鱼、鹰等动物的特征。夔龙纹的出现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龙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

餮纹和夔龙纹已经成为装饰主题，其他如食人纹、云雷纹、火纹、弦纹、 斜方格纹、乳钉纹、连珠纹及涡纹之类多作为辅助纹饰。它们分别作为 主体装饰和辅助装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之，青铜器纹饰表现出的巨睛凝视，阔口怒张，似乎瞬间即可咆哮的猛兽形象，震慑人心，使人置身于恐惧于威严之下，有助于产生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有助于充分体现出统治者的意志、力量。商周时期青铜器礼器的纹饰体现出凝重、严肃、神秘、威严的狞厉之美。

商周王朝以其特定的社会制度造就了以狰狞为美的审美文化时尚，目的在于引起被统治者的敬畏心理，从而达到奴隶对奴隶主、下属对国君统治屈从的目的。青铜器大致经历了“兽化—神化—礼化一人化”的过程，它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紧密联系，蕴含和承载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青铜时代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青铜艺术的生命活力依然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黄夫人壶

年代：春秋  规格：高39.5cm

1983年河南光山宝相寺出土。长颈鼓腹,平底圈足,颈两侧各有爬兽形耳,盖顶有一圆钮盖面饰兽体卷。黄夫人壶 : 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则永宝宝,灵终灵后。

象首卷体夔纹罍

年代：西周前期规格∶通高69厘米，口径21.8厘米。

出土地点∶1980年四川彭县竹瓦街

特征∶ 高盖，柱形纽，方唇，长颈，丰腹下敛，高圈足，通体镂空有棱脊。肩部两侧有象鼻形双角怪兽，腹下侧有鼻纽。盖面饰牛角形或羊角形兽面纹，颈肩间饰有垂角形兽首。肩、腹分别饰龙纹及卷体有触角的兽纹。装饰华丽，气势不凡。今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蟠龙盖兽面纹壶

年代：西周早期  规格：高70cm

特征:盖上铸昂首蟠龙，宽圆肩，下腹收束，圈足直缘，两肩兽耳衔坏。腹部以触角兽纹、兽面纹为饰。腹下缘饰尖角龙纹，圈足饰平顶角型龙纹，与盖的龙纹相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1973年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出土。

卧虎立耳扁足鼎

年代：商晚期

规格：通高64cm 宽：42cm

 特征：口沿外折、方唇、浅腹、圈底，下设三扁平兽形足。双立耳外侈， 耳上各伏一卧虎。卧虎饰云雷纹，耳及口沿饰几何纹，腹上部、下部 饰连珠纹带，腹中间饰三组兽面纹。三组之间各以乳钉、雷纹间隔。

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龙虎纹尊

年代：商中期

规格：高48cm 宽：43.5cm

原件高50.5cm，口径45cm

特征:敝口，高圈足肩饰三龙纹，腹饰三扉棱双身虎食人三组,圆足饰兽面纹并有镂孔.堪称中国艺术瑰宝。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1957年安徽阜南朱砦润河出土

鸟纹象尊

年代：西周 规格：高23cm 长：37.8cm

特征；象尊构思非常巧妙，大象肥硕丰满，象鼻为流，与腹腔相通。象口微张，齿牙外露，圆目突出，圆耳耸起。背部坦阔，开有长方形尊口，器盖扣伏尊口。盖中部隆起，上有两圆环钮。四足短粗，象尾自然下垂。器盖饰4组卷体蛇纹，通体饰4组垂冠凤鸟纹，纹饰布局至为巧妙奇特。1976年宝鸡茹家庄国墓地出土。

现藏陕西博物馆

编钟

中国汉族古代大型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引在木架上悬挂一组音调高低不同的铜钟，由古代侍女用小木槌敲打奏乐。

单匜

年代：春秋早期 高20厘米，长32厘米

1972年河南罗山高店出土，体呈瓢形，龙形鋬，首衔沿，尾卷曲，四扁形足。口沿外饰兽体卷曲纹，腹饰条纹，四足饰云纹。内有铭文三行十五字。单匜是春秋时期文物，现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

双凤壶

年代：战国时期 规格；原件高38.6厘米

特征：鉴赏要点：体型扁圆，为两凤组成，两耳为风头，器型别之精美。

出土地点：现藏地址不详

圆涡纹柱足圆鼎

年代：商

规格：通高44.9cm，口径32.1cm。

1989年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此鼎斜折沿，薄方唇、近环状立耳。直壁，深腹，下腹略鼓。圆底近平。柱足较短，中空，立面为圆柱状，形似象鼻。上腹装饰一圈宽带纹、由15枚乳钉状凸出的涡纹和间隔的四瓣目纹组成，上下界以凹弦纹。足饰省体兽面纹，大立耳、乳钉目。出士时器外底满布烟怠，内底残留污垢、灰烬。柱足圆鼎出现于商早期．广泛流行于殷墟时代。与锥足圆鼎相比、其形象更加稳重大方，是青铜铸造工艺进一步发展的成果。新干大洋洲所出柱足圆鼎有3件为兽面纹鼎、圆涡纹柱足圆鼎仅此一件。

此外;对圆涡纹的定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圆涡纹应称火纹，具有太阳崇拜和火神崇拜的双重意义。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大盂鼎

年代：商晚期 通高101.9cm 口径77.8cm重153.5kg

鉴赏要点：侈口拆沿、深腹，两立耳、三柱足，颈部及柱足上饰兽面纹，柱足靠上部分戟棱各一，器内壁有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向孟训诰的内容。造型庄严、纹饰古朴，是西周早期著名青铜器，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捐赠上海博物馆 。

出土地点：传清道光初年山西省岐山县祀村

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犀牛尊

年代：西周时期

特征：通高约34厘米，长约58厘米，重约13公斤

特征：这只犀牛形象雄健，体态逼真。它的头部平抬，上面长有双角，四只短腿粗壮结实，有力地支着沉重的躯体，使整个形像如同一座伸出悬岩的小山。眼虽不大，却充满神采。犀尊就是当时一种比较典型的盛酒器，这种盛器一般背上有盖，以便盛物，取物，保鲜。1963年出土于陕西兴平豆马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兽面纹提梁方腹青铜卣

年代：商代规格：通高28厘米、口径7.3厘米

特征：器形别致，上圆颈，中方腹，下圈足。两侧肩钮连系扁平半环形提梁。腹立面横置长方形截面正方，方形空槽穿通各面中央，水平面呈”十”形。全器满饰纹∶口沿下共目夔纹;颈部三层兽面纹;肩部环柱角兽面纹;方腹以槽中为中，分为内外二层，槽口上下的内外四层皆以正中轴分布兽面纹，两侧的内外分布纵向四条共目夔纹。提梁表面层层鳞片，两端高浮凸兽首朝上，双角内卷，圆目特突，张口露出三角形齿，如衔咬宽扁提梁。一条”S”形蟠蛇连系盖和钮，蛇头口咬一环，环中孔洞以插销（残失）与盖连结。蛇尾勾于提梁的环系。矮圈足镂出花纹。方卣不仅纹饰纤细精美，而且器形特别，功能新奇。盛酒之卣坐于热水之中，腹的槽孔扩大了冷酒与热水接触的面积，酒温提高加速。热水烫酒饮之舒适、酣畅。它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专用水热温酒器。

江西博物馆藏

母鼓方罍

年代：西周早期  通高： 50. 30cm 口边长：13cm

1964年河南洛阳北窑出土，现藏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方体溜肩，直口围足，盖为四阿足饰屋顶形，兽首衔环耳，下腹有兽首颈和肩饰龙纹，腹饰长鸟纹和垂叶龙纹，盖和圈足兽面和龙纹，盖内器口有“母鼓女”二字。

牛角兽面纹立鸟青铜镈

年代：商 规格：高34cm

镈是一种打击乐器，众乐并奏时控制节奏，起到指挥作用。此镈纹饰繁缛，前后两面高浮雕兽面纹。该镈时代 早，墓葬出土，十分珍贵。现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馆。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遗存出土。

莲鹤方壶

年代：春秋 规格：高46cm 宽：23.5cm

特征；盛酒或盛水器，此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 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 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现藏河南省博物馆，

卧虎立耳铜方鼎

年代：商晚期

规格：通高29cm口纵18cm口横19.8cm

此鼎双立耳，耳上伏虎。口长方形，壁直微收，平底。下接中空四柱足，与腹腔相通，足下端微鼓。四面腹壁均以连株纹作边饰，中饰三组兽面纹，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以凸肩棱为鼻、中层为环柱角、上卷尾展体式兽面纹，细棱鼻：下层为低鼻。足饰交凸勾戟作鼻的外卷角省体式兽面纹。足下部收束，形成二道凸纹。

江西博物馆藏

四羊方尊

年代：商晚期 规格：原高58.3cm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祀沁其卣

年代:商代晚期规格:通高34.5厘米

特征: 是商辛四年商王赏赐亚貘家族的酒器。为商纣王4年器。拓本，8行，共42字。高32厘米，宽19.7厘米。圆壶长颈鼓腹圈足， 颈两侧有耳，连犀首提梁。盖有圈形捉手，面饰方格纹，联珠纹，器盖对铭四字，圈足外底有铭文8行，是商代铭文较长者。

今藏故宫博物院。

兽面纹带足斝

年代：商前期

特征：容酒器，通高31.1厘米，口径18.5厘米。侈口高柱，口沿有加厚唇边。颈腹分段。腹呈袋形，成分裆状，下有三圆锥形足。鋬大而薄。柱顶作帽形，上饰冏纹。颈饰兽面纹，夹以连珠纹。腹部满饰卷角兽面纹，兽目甚大，是商代前期兽面纹进一步发展的特征。商代前期分裆绿极为少见，而以此器的艺术装饰最为杰出。

现藏上海博物馆。

兽面纹铜胄

年代：商晚期  青铜兵器

规格：高18.7cm，口径18.6-21cm

特征：又名兽面纹盔，防护用具。圆顶帽形，盔中部有一脊棱为中胄，正面饰一浮雕兽面。

出土地点：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

戈卣

年代：商代晚期  通高37.7cm，长15.3cm

特征；面身横断面，椭圆形，提梁跨短径上，盖有瓜菱形纽。高缘，腹下膨出，圈足，高下缘。提梁上饰夔龙纹，两端有牺首。盖及器物饰四道扉棱。主纹为短尾凤鸟和夔龙，以云雷纹为地。器底和盖内均铸铭文“戈”。“戈”为中原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族徽。

1970年宁乡县黄材镇寨子村王家坟山出土

现藏湖南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