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唱片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上海音乐的影响

近代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飞跃带动了大众对娱乐的需求。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实现了人类首次声音的记录与回放，开启了声音媒介技术的新纪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唱片、广播、电影等新兴媒介相继出现，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这些技术迅速传播并落地开花。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窗口，上海不仅是新媒介的试验场，也是中国近代流行音乐的发源地。唱片产业与广播、电影协同发展，在上海形成了强大的文化传播系统，对本地音乐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唱片、广播与电影在上海的发展

在留声机发明前，音乐多依赖乐谱传承，只能“看”而无法“听”。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后，1888年美国工程师埃米尔·别尔利纳成功录制了世界上第一张唱片，自此，声音媒介进入实用化与商业化阶段。

上海作为当时远东最重要的商贸城市，中西文化交汇频繁。1889年，丰泰洋行首次引入蜡筒式留声机，1903年起英商谋得利洋行开始销售唱片与新式留声机，涵盖京剧、徽调、昆曲、民间小曲等多种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运输限制，外国唱片公司开始在华建厂。1917年，法国百代公司在上海徐家汇设厂，成为中国最早的唱片制造企业。紧随其后，“大中华”留声机唱片公司也于同年在虹口设厂，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家本土唱片公司。

20年代中期，上海唱片产业已具规模，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重要生产中心。百代、大中华、胜利等唱片公司主导市场，发行的唱片远销日本与东南亚。内容方面涵盖三类：西方爵士、舞曲；传统戏曲名伶录音；以及结合西洋旋律与本土小调的都市流行歌曲。1927年，黎锦晖创作的《毛毛雨》经百代公司灌录后风靡全国，被视为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唱片，此后，《玫瑰玫瑰我爱你》等歌曲逐步取代传统戏曲，成为唱片产业的主力。

广播的兴起则大大扩大了唱片的传播效力。1923年1月，上海首次无线电广播成功，开启了音乐通过电台传递的新纪元。唱片由此不再局限于留声机附件，而通过收音机进入千家万户。广播媒介不仅拓宽了音乐的传播渠道，也刺激了唱片内容多样化的发展。

30年代，抗战救亡运动兴起，一批抗战歌曲通过唱片和广播迅速传播，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唱片公司顺势录制《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群众歌曲，既反映了时代精神，也回应了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明星文化兴盛，百代等公司推出“明星锦集”系列，灌录胡蝶、周璇、白光等影星演唱的歌曲，带动流行音乐与电影之间的互动传播。例如，周璇在《马路天使》中演唱的《四季歌》便成为影歌联动的经典范例。

二、新兴媒介对上海音乐的深层影响

唱片、广播与电影作为新兴媒介，对上海音乐生态产生了结构性重塑。首先，它们改变了音乐的存储与传播方式。与传统的乐谱不同，录音技术可完整记录音色、音高、节奏等音响细节，使得音乐摆脱了现场演出的时空限制，可被重复播放、跨地域传播，为音乐的大规模流通提供了技术基础。

其次，唱片为音乐的“传承”提供了新路径。例如传统戏曲，过去靠口传心授延续，而唱片则能记录名伶演唱，供后人反复学习模仿，有助于艺术风格的保留与传播。

第三，新媒介拓展了音乐从业者的职业路径。艺人可以通过录制唱片、参与广播节目获得收入和知名度，甚至被“造星”机制推向全国。艺人与唱片公司的合作也推动了产业链的发展，形成了“明星—作品—媒介—市场”的运作闭环。

此外，新媒介激发了大量潜在听众的兴趣。以唱片为例，不进戏园的市民也能通过唱片接触戏曲或流行音乐，扩大了音乐的社会基础和消费群体。这种媒介化消费模式，使音乐从精英艺术转向市民日常，真正实现了“音乐大众化”。

结语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近代中国音乐媒介化的重要实验场。在唱片、广播和电影的合力推动下，都市音乐、流行歌曲迅速发展，塑造了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一过程不仅推动了音乐产业化与商品化，也改变了人们的聆听方式与审美经验。唱片这一声音存储媒介，不仅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更为音乐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尤其如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歌曲，至今仍是研究音乐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材料。媒介技术的兴起使声音穿越时间与空间，在改变听觉经验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音乐的生产机制与文化形态。近代上海的音乐故事，正是这一媒介变革与文化重构的生动注脚。

作者：雒阿娟